【近代史上，章士钊是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。】
章士钊在官场历练丰富，既当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，也做过国民政府的参政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还摇身一变，成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。
章士钊在学术圈里有不少称呼，他曾在北京大学当过老师，负责过北大的图书馆，也做过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头人，还担任过上海法学院的掌门人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大当家等等。
不过，提到章士钊，最让人感慨的还是他和毛主席的那段交情。
1918年8月，毛泽东为了张罗湖南学子赴法国的事儿，特地跑到北京，还借住在了他非常敬重的老师杨昌济家里。
章士钊和杨昌济关系很好，他经常去杨家玩。有次杨昌济就把毛泽东引荐给了章士钊。两人一聊，章士钊直夸毛泽东年轻有为，能力很强。
后来，杨昌济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手抄了一份给章士钊看，还在旁边备注说：“他虽然向往避世隐居，回到过去，但心里其实是想培育出能撑起一片天的优秀人才。”
章士钊看了看，欣慰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像润之这样热情洋溢的年轻人，将来必定会成长为国家的顶梁柱，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！”
杨昌济觉得毛泽东很不错，心里盘算着要把女儿杨开慧介绍给他，但又有点犹豫不决，于是就跟章士钊聊起了这事儿。章士钊一听，立马就激动了：“润之这人，长得一表人才，气质更是出众，这样的女婿，简直是千载难逢，你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！”
毛泽东在筹划送湖南学子去法国深造时遇到了麻烦，说白了，就是钱不够用了。没办法，他和蔡和森只得跑到上海，揣着杨昌济老师的一封信，找章士钊求助，看看能不能想个法子解决。
杨昌济在信中认真地说：“我得实话告诉你，这两个孩子真是难得的天才，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。你要是真想为国家出力，那就得先好好培养他们俩。”
章士钊看完信，站起身来说：“为了咱国家，为了哥们儿，这事儿我必须得管！”
章士钊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人，认识的人多面广。没多久，他就在上海商界组织了一次捐款，顺利集到了两万银元，然后把这些钱都给了毛泽东。
这件事让毛主席心里特别感动，所以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每年都会给章士钊寄去两千块钱，一连给了十一年。
1945年8月，毛主席鼓起勇气，亲自前往重庆找蒋介石谈事情。到了机场，民主人士章士钊也来迎接。乔冠华正打算给他们介绍，毛主席却笑着快步走到章士钊身边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行老啊，你近来可好！”
章士钊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，感慨地说：“润之，咱俩都25年没见啦！”
然后，章士钊到毛主席那儿串门，开口就问：“润之，你最近咋看起来瘦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工作太累导致的啊？”
毛主席幽默地说：“按我们湖南的老说法，我这人命硬。在湖南时，吃得香喝得美，却老是生病。可被蒋委员长赶到山上，成了‘山寨头子’，病竟然少了很多。”两人都开怀大笑。
签完“双十协定”后，毛主席因为还有些事务没忙完，就没急着离开重庆。章士钊心里挺焦急，他避开蒋介石派的耳目，悄悄跑到毛主席的住处，然后在手掌心写了个“走”字，轻声对毛主席讲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”
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关心很是感谢，但他还是笑着回答：“我心里明白蒋介石那点小九九，就算谈判成了，他最后还是会变卦的。所以啊，我希望行老您能联合老朋友，一起拦住那些反动派，别让他们搅起内战来！”
之后，毛主席跟周恩来和王若飞聊起了这件事，笑着说：“章行严先生，那真是个够义气的老兄！”
1949年，淮海战役结束后，蒋介石就没法继续掌权了，这时李宗仁站出来，代理了总统的职位。他组织了个“上海和平使者团”去北京，团里有好几个像章士钊这样有名望的人，他们是去北京讨论怎么和平谈判的。
毛主席对那个代表团很看重，特别是对章士钊先生，还特意抽空单独会见了他。毛主席说：“咱们都盼着能和平建国，办法有两个：一个是像攻下天津那样硬碰硬，另一个就像北平那样，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，和平解决。咱们当然更愿意选第二个办法，但这得蒋介石心里真有国家和人民才行。咱们也希望李宗仁能学学傅作义将军，别再打仗了，回头是岸。”
章士钊出发前，毛主席专门写了封信，拜托他带给李宗仁。
在回程的航班上，章士钊深情地对劭力子说：“我这辈子也算到处跑过了，见过不少大场面，大人物也见过一大堆，但要说我从心底里佩服的，那还是得数毛润之。”
没过多久，章士钊再次北上，毛主席又见了他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们想和南京那边继续谈，但他们想对我们的八条原则底线砍价，这我们可不能妥协。”
毛主席问章士钊：“李宗仁派你来，你猜他心里打的啥算盘？”章士钊摸了摸头，表示不知道。毛主席哈哈一笑：“他啊，就是想拦住解放军，不让咱们过江，就盼着长江水位往上涨呢。但咱们可不含糊，谈判归谈判，解放军渡江这事儿，是板上钉钉了！”
随后，周恩来诚恳地劝说章士钊等人不要离开，希望他们能在新中国发挥作用，为老百姓谋福利。章士钊感慨地说：“我以前跟清朝唱过反调，见过袁世凯，给段祺瑞打过下手，也给蒋介石办过事，像我这样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的人，还有机会为老百姓出力吗？”
周恩来乐呵呵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毛主席让我带个信儿，夸行严老可是做了件大善事，是咱们共产党的老朋友，国家的宝贝疙瘩呢！”章士钊一听，心里头热乎乎的，当下就决定留下来不走了。
章士钊有个收养的女儿，名叫章含之，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，并且在1963年开始给毛主席上英语课。
有次讲完课后，毛主席对章含之说：“章老有没有跟你说，我那儿还有样东西没还给他呢？”
章含之说那事不是真的，毛主席感慨地说：“行老或许不记得了，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，每次见到你，这事就浮现在我脑海，这恩情啊，早就该报答了。”
毛主席跟章含之说，让她转告章士钊：“之前借的那两万块钱，我打算从今年过年开始，用我的写书赚的钱，一年还两千，分十年还清。”
章含之到家后，跟章士钊转述了毛主席的话。章士钊听了有点尴尬，他说：“那笔钱是我帮忙张罗的，不是我自己出的。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闲钱。再说，那钱是为了培养咱们国家的人才用的，不用毛主席还给咱们。”
章含之向毛主席转达了话语后，毛主席乐了，他说：“我想用我的稿费给行老补助点家用，他日子过得挺艰难的。想当年，他可真是帮了共产党的大忙，这两万块钱哪里能报答得了他的恩情呢。我知道他的脾气，直接给钱他肯定不肯要，所以我就换了个说法，说是还债，这样他或许能收下。”
从春节后的大年初二起，毛主席每年都会让人给章家捎去两千块钱，这个做法一直保持了十年，直到1972年，两万元全部还完为止。
但是，毛主席仍然很坚决，他对章含之说：“这笔钱是给行老的生活费用，不能因为十年期限到了就不继续给了。你转告行老，虽然本钱已经还完，但从今年开始得算利息了。这五十年的利息具体是多少，我也不清楚，这样吧，只要行老还在世，我们就一直给他算着利息。”
那时候，91岁的章士钊老先生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当他听说毛主席不仅把多年前他资助的钱都还回来了，还打算给他算利息，心里特别感动，眼里都泛起了泪光。
不过，章士钊仅仅领了一年的利息后，便于1973年7月1日离世了，享年9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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